2017年12月16日 星期六

特高压远距离输电对发展可再生能源不可或缺

陶光远,财新网“未来能源”专栏作家。1979年本科毕业于陕西机械学院(现西安理工大学)自动控制专业,1983年获清华大学系统工程专业硕士学位。后在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工作,并在国家经委(现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兼职。1988年赴德国,在柏林工大进修学习,曾任在纽伦堡的德中经贸合作中心副总经理。2009年获“欧洲能源管理师”证书,并受“欧洲能源管理师”全球培训联盟委托担任中国培训项目负责人。2011年10月起,在德国能源署(dena)与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合作成立的中德可再生能源合作中心担任执行主任职务。

特高压远距离输电对发展可再生能源不可或缺


(财新专栏作家 陶光远)中国目前电力的主要初级能源是煤炭。由于中国的煤炭资源主要集中在中国的西部而远离负荷中心,因此,是以在煤矿的坑口发电用高压输电网输电为主,还是以铁路运煤到负荷中心发电为主,一直在争议。
  一条运行重载单元列车的铁路,每年可以运输超过4亿吨的煤炭,全部用于发电每年可发约1万亿千瓦时的电力,相当于约2亿千瓦输电线路的输电能力,运输距离远时经济性很好;但特高压扩大了输电距离,且输送的能力和方向性灵活,在地形复杂时,造价比铁路占优。因此,可以说远距离输电时是各有其用武之地:在一个方向上能源输送量特别大、地理条件比较好时,用铁路运煤到负荷中心发电合理;而在能源输送方向分散,在每个方向上的输送量不是特别大、地理条件较差时,在煤炭资源地发电用特高压输送划算。
  今天燃煤发电的现代烟气处理技术水平,对治霾来说,已经足够高了。以烟气中的颗粒物含量为例,上海外高三发电厂已经达到了平均11毫克/立方米的水平,相比之下,中国绝大多数燃煤发电厂的烟气颗粒物含量现在为30毫克/立方米至100毫克/立方米。换句话说,只要中国东部绝大多数燃煤发电厂的烟气处理水平达到上海外高三发电厂的水平,燃煤发电厂与雾霾天的出现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而且现在燃煤发电的烟气经处理完全可以达到低于1毫克/立方米的水平,例如德国纽伦堡垃圾焚烧厂的烟气颗粒物处理最高水平为低于0.3毫克/立方米,比北京雾霾天时空气中所含的颗粒物还要少。现在这么高的烟气技术处理水平在经济上也是可以承受的,每千瓦时电力的生产成本最多增加几分钱,相比之下,使用市场价格的燃气发电的成本比燃煤发电要增加几十分钱。所以,给中国东部地区治霾,通过特高压输电将燃煤电厂搬到西部,并非唯一选择。
  但是,情况正在变化。由于气候保护导致二氧化碳减排的国际压力,燃煤发电必须退出发电主力的舞台,把位置让给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资源最丰富的两大形式是风力和太阳能,中国可供经济开发的风力和太阳能加起来,是现在中国电力需求量的几十倍,从能源资源上讲,应无任何顾虑。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光伏发电的成本,最近十几年,一直快速下降,预计到2020年左右,在中国的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光伏发电的成本会双双低于燃煤发电,在2030年之前还会低于核电。因此,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光伏发电的成本将很快就不是阻碍这两种电力发展的障碍。2050年中国的电力主要产自于风力和太阳能,已没有什么悬念。
  但是,在中国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要大发展,除了发电成本之外,还有三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风光电力的大规模远距离输送:
  如果在中国地图上从漠河到腾冲划一条斜线,可以看到:中国的风力和太阳能资源,就集中在这条斜线的左上方;而中国的用电负荷,则集中在这条斜线的右下方。人类现在还看不到,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有比高压输电更便捷和更经济(例如将电力转换成化学能或其它能量形式)的办法,在陆地上远距离传输电力。因此,如果在中国的北部,西北部和西部获取风力和太阳能发电,则需要将电力通过平均1000多公里、最长达4000多公里的距离输送到中国的中部、东部和东南部。
  以功率为1千瓦的太阳能光伏电池为例,在上海一年只能发电1000千瓦时左右,在青海格尔木一年就可发电1600千瓦时左右,比上海高约 60%;而通过2000公里左右的特高压输电线路将电力从格尔木输送到上海,损耗却只有5%左右,而远距离输电成本比太阳能发电成本低得多。因此,如果仅考虑发电和输电的成本因素,则在青海用太阳能发电输送到上海,比在上海用太阳能发电的经济性明显要好。
  第二个问题是,风力和太阳能发电因气象条件的随机波动范围很大:
  气象条件不但随季节变化,且每日不同,虽然可以提前一段时间预测到。可以想象,如果上海的电力很大一部分依赖于上海及其附近省份的太阳能,碰上哪年有特长的梅雨天,就会造成严重的电力能源危机了。
  而通过扩大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的联网范围,则这种气象条件造成的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量的波动,就会通过多个地方的相互补偿得到减弱。毕竟从新疆到上海,从黑龙江到云南,还没有出现过全国各地同时连续几天都不刮风和都是阴雨天的天气。这就是所谓的风光电发电量波动水平可通过异地气候的不相关性得到补偿的原理。
  要提供风光电发电量通过异地气候不相关性得到尽可能大的补偿,就需要尽可能地扩大远程输电网的覆盖范围。
  第三个是仅仅针对光伏的一个天文问题:
  对地球表面的单位面积来说,太阳在中午的光照强度远高于早晚,其发电功率曲线犹如一个玉米面窝窝头,日变化非常剧烈。但是,用电负荷与光伏的发电量不是完全匹配的。如果一地的光伏电成为当地的主力电源,中午光伏发电功率达到高峰时就用不完;而傍晚太阳下山后,特别是在18点至21点的家庭用电高峰,却几乎没有一丁点儿的光伏电力生产。


  
德国用电负荷功率(黑线)和光伏发电功率(彩色颜色表示不同月份)图

  但是,太阳的升起和落下的时间在全中国从东到西是不一样的,有4个小时的时差。因此,如果建设全国从东到西的特高压输电网,则因天文原因造成的光伏发电波动就会得到很大程度上的平滑,各地在中午高峰发电时间发出的电力,都可以向东或向西传输;而东部的太阳下山后就从西部调电,西部的太阳下山后东部进入后半夜用电低谷,于是西部从东部调取用不完的其他能源发的电(包括风电)。说通俗点儿,就是避免了各地依赖光伏发电的用户们撑的撑死,饿的饿死。譬如,当天黑以后牡丹江当地的光伏板已经停止发电,新疆塔里木沙漠的光伏板还正“锄禾日当午”呢,于是牡丹江的老少爷儿们和老少姐妹儿们坐在电视机前看新闻联播时,可以用到新疆塔里木的电力。
  另外,中国的水力资源集中在西部,其中西北地区的水能集中地——黄河上游的水电站,正好在光伏电和风电的东西向输电走廊上,而且距发电场的距离比距负荷中心的距离近得多,作为风电和光伏电的蓄能电站,经济上再合适不过了。而中国西南部的丰富水电参与风电和光伏电的蓄能调节,也需要南北方向的大规模联网。
  到2050年,中国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的功率总计可能高达20亿-30亿千瓦,甚至更高,大部分集中在中国的西部、西北部和北部。即便考虑到在当地的消费和蓄能,中国仅为输送这些风光电就需要10亿多千瓦的特高压输电能力。
  德国是全球在可再生能源电力领域走在最前面的国家,德国的经验和教训值得作为后来者的中国借鉴。德国的风光发电量已经超过了总发电量的15%,每年还在以几百万千瓦的速率增长,预计到2050年将成为德国的主力电源。
  德国目前正在启动能源转型的2.0版,其中关键的任务就是解决大规模风光电并网带来的输电网和配电网能力不足及电力供应不稳定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专项,就是为扩大德国北部风力发电的规模并将电力输往南部,加速规划建设纵观南北的长达800公里的特高压输电线路,特高压输电线路考虑采用的技术包括了800千伏交流输电技术和±500千伏以上的直流输电技术。尽管德国是一个南北只有800多公里长,东西只有600多公里宽的国家。德国上上下下都在抱怨特高压线路的规划建设落后于风光电的发展,担心由于特高压输电线路投入运行时间的滞后将造成巨大的风电弃风损失,或产生为避免弃风而采取昂贵的替代技术措施(例如储能)造成的经济损失。
  作为长远的规划,德国还在考虑将北部的风电场与挪威峡湾的水电/抽水蓄能电站之间用特高压输电线路连接,为德国不稳定的风电蓄能调节。
  其实中国的特高压远距离输电现在已经滞后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德国的风力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10%左右,弃风电量比例还不到0.3%。而中国的风力发电量现在才仅占总发电量的不到2%,弃风电量比例就已达15%左右,是德国的50倍左右。中国发生大量弃风的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远距离输电能力不足,使北部和西北部的风力发电量输送不出去。每年100多亿千瓦时的电力打了水漂。
  现在中国每年都要新增数千万千瓦的风力和太阳能发电能力,是德国新增风光电能力的数倍,平均输电距离也是德国的数倍。到2020年以后,这个速度还会加快。鉴于德国的经验和教训,即便不考虑通过特高压大规模输送坑口燃煤电力这个因素,为了输送风光电力,中国也必须迅速大规模地开始建设远距离特高压输电网。

  现在中国的风光电(主要是风电)的放弃发电损失每天都高达几千万元人民币,在特高压输电线路建设这个问题上,如果继续拖延下去,这个损失还会继续扩大。

马云对中国的影响和改变超出想像

马云对中国的影响和改变超出想像

2017-12-15  公方彬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2994662287

随想录之八
作为中央网信办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成员,不久前到阿里巴巴总部宣讲十九大精神。在其展室,听取了管理层所作的情况介绍,近距离了解阿里巴巴的发展现状与远景规划,感慨良多。
交流中除对阿里巴巴的强劲发展表示赞美,更多阐述了对其科技突破与巨大发展空间之外的看法,其中重点是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与改变。
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已经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有人开玩笑说,“支付宝让中国的小偷失业”。这也是一种改变,尽管属于浅层的。
有人惊叹马云的阿里巴巴吞金能力惊人,一个“双十一”就让国人付出1800亿。更让人瞠目的是马云豪言:到2036年,阿里巴巴将成为世界经济“第五极”。这就意味着,世界经济版图将是美国、中国、日本、德国、阿里巴巴。一家公司富敌百国,无法不让人惊叹。
其 实,对中国的更大更深刻或许在经济之外。稍加分析不难发现,马云及其阿里巴巴已经在意识形态、政治结构与政府体制机制方面产生直接间接影响。随着时间的推 移,影响还会进一步放大。甚至因为中国参与世界规则制订,而将其影响推向世界,或者说,因为阿里巴巴的全球化而直接影响世界。
第一,马云的技术创造在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资本论》,揭示了资本和劳动力的关系。比如,垄断利润导致剥削,因此而来的是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
今 天,中国最优秀的青年竞相入职阿里巴巴,其竞争度有多高?百里挑一!并且还是名牌大学中的硕士以上学历者。参与竞争者大概没有考虑是否受到剥削。有人会 说,颠覆马克思主义剥削原理的不是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已经带领我们跳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从此以后人们就不再以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的阶级关系和政治逻辑看问题。
即便不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只是从阿里巴巴构建的交易平台,就可以看出意识形态范畴内的现象。技术把垄断企业与小微企业拉到一个平台和空间,进行着较为平等的竞争,这必然瓦解了导致暴力革命的垄断利润。
进 一步讲,中国最边远的最弱小的山区农民,也可以借助阿里巴巴构建的平台,获得就有的劳动价值,有时还会获得较高的附加值,因此大大消减中间环节的“剥 削”。然而,这在中国历史上却是要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实现的,甚至暴力革命仍然无法逃脱“周期率”。马云几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该问题。这个过程中,政治权力 或政府甚至只是扮演辅助角色。
还要看到,马云正在把阿里巴巴模式推向世界,那么国际共运所做的一切,几乎都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完成。这无疑从深层次影响着我们秉承的意识形态。
第二,马云的国际影响力直接冲击着中国人的政治观和官本位的价值观。中国几千年形成了强烈的官本位体制和价值观,加上阶级革命后的政治制度设计,形成了政权独大,专一。然而,随着马云帝国的崛起,其正在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击波,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政治观和价值观。
马云是首位被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的中国人,他越来越多地接受世界很多国家领导人的邀请,有些国家的领导人甚至多次会见马云,他已经成为中国除最高领导人之外的,最受外国领导人青睐的中国人。
据说,马云在国内行走,必定是省级一把手出面接待。这个现象同样不可轻视。中国商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历来不高,当年英国人看到富可敌国的商人向职位并不高的官员下跪,一个拥有几百亩地的地主也敢在其面前趾高气扬,很是不解。
及 至改革开放,随着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兴起,商人政治和社会地位大幅提升,但亿万身价的企业家也往往被掌握公权力的科处长玩弄于股掌之间,并非奇闻。这种 背景和社会基础上,马云的地位和影响力,就不能不说具有强大的社会冲击力。这种冲击力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深入到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层面,不断改变中国人的 政治观念和价值观念。
当 然,这里不能过度解读马云的影响和改造社会的能力,真正改变中国的还是政治权力和政治领袖的改变。比如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深刻改变了传统的抑或僵化的 中国人的观念。而今中央和最高领导人推行的新的治国理政思想,直接重构了权力的边界与官员对权力的敬畏,这更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
第三,马云以其科技力量影响着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政府建构。中国建构的是大政府小社会,这有坚实的政治基础,因此生成我们的制度优势,即保证政府强大的资源调控能力,特别是党的强大领导力。
除了政治的原因,也还与管理手段息息相关,因为大量的社会事务需要人来做,这就决定了我们保有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同时建构了较西方更多的政府管理机构和层级。
因为我们与西方拥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因此不能简单类比,认定优劣,但过于庞大的公务员队伍,的确生成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乃至执政成本,这是会消弱甚至瓦解制度优势的。特别是面对美国新一轮减税政策,我们面临的此方面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主 客观原因决定了马云的技术手段与阿里云受到政府的青睐。网络及其相关的手段当然不能算作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的功绩,但马云的阿里巴巴确实在量身定做。换句 话说,其技术能力可以直接作用到政府减员减机构减层级的改革中来,并且扮演重要角色。这也是其对中国社会的深度影响和改变。
如果深入到阿里巴巴,还能从其建构的企业文化和道德价值系统中读出很多。

2017年12月14日 星期四

香港3/4天台宜裝太陽能板 理大:產電可供一成用量






【明報專訊】理工大學研究顯示,本港30.9萬幢樓宇之中,有75%適合引入安裝太陽能板,每年可產生 46.74億度電,佔全港用電量約一成,相等於減少排放300萬公噸溫室氣體。學者推算整體造價約300億元,承認要回收成本至少要20年或以上,希望政府提供補貼,以鼓勵私人市場投資安裝太陽能板。
明報記者 馬耀森
環境局:已聘顧問研究
環境局發言人回應稱,機電署已委聘顧問就在天台及外牆上安裝太陽能板發電系統的潛力、障礙和限制作研究,為日後制訂政策的工作提供參考資料。
發言人又指上月公布的《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30+》,指出政府與電力公司商討新的《管制計劃協議》時,會研究如何進一步推動可再生能源發電,包括改善可再生能源系統接駁電網的安排,以及探討在下一協議期內引入上網電價及可再生能源證書制度的可行性,以提供誘因促使這些電源上網。
政府過去曾評估指本港地少,太陽能板成本高昂,生產太陽能的潛力有限。理大土地測量及地理資訊學系,以及屋宇設備工程學系合作,以多種科技評估可安裝太陽能板的樓宇數量及面積,包括採用激光雷達成像技術產生的高解像數據,將全港分為44億格,平均每格0.25平方米,以標示出全港樓宇天台可用空間,再剔除天台的設施,計算實際可用空間。
雲層平均 近半日子有陽光 發電有優勢
理大又分析天文台數據,顯示香港雲層覆蓋率平均,地區差異不大,全港18區一年內均有四至五成日子有陽光,認為在港推行太陽能發電有優勢。
結果顯示,全港約有23.3萬幢樓宇適合安裝太陽能板,合共提供2800至3900公頃天台面積,相當於147個至200個維園 (三十九平方公里)。
理大土地測量及地理資訊學系助理教授黃文聲指出,港島中環至灣仔一帶的臨海商廈,以及多幢地標建築物如海運大廈、文化中心及會展天台的天台可使用率高達九成以上,較適合安裝太陽能板。
全港安裝造價300億
理大屋宇設備工程學系副教授呂琳估算,若全部大廈天台安裝太陽能板,牽涉造價約300億元,但太陽能板的能源成本回本期最多3年,以太陽能板的25年壽命計算,3年後的餘下年期便是「零污染」的電力。
呂琳承認,目前本港太陽能發電成本偏高,每度電約2元,較兩電電價為高,但內地大量生產太陽能板,每度電成本僅0.5港元,較煤或天然氣發電為低,估計若本港大規模採用太陽能板,相信會具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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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香港理工大學原文  https://www.polyu.edu.hk/cpa/excel/tc/201703/viewpoint/v1/index.html
香港電力消耗龐大,發電資源以煤和核能為主,使用再生能源的比率低於1%。然而,本港97%的二氧化碳排放的源頭來自發電,可見發展不會帶來環境污染的再生能源刻不容緩。土地測量及地理資訊學系黃文聲博士和屋宇設備工程學系呂琳博士對香港採用太陽能光伏發電的可行性進行了研究,並分析其研究結果。
太陽能光伏發電有甚麼優點?
太陽能光伏電能是一種潔淨能源,其應用可與建築物外牆、頂部和窗戶結合,不會佔用額外土地空間。太陽能光伏組件甚至可以取代傳統建築物外牆結構,有助減少使用其他建築物料。
請簡述你的研究。
為分析在香港投資發展太陽能光伏發電的可安裝容量、發電量和環保效益,我們首先建立了一個太陽輻射傳輸模型,用以計算本港每年的太陽輻射量。我們亦採用了高清空載激光掃描技術和地理資訊系統所收集的數據,計算全港樓宇頂部或天台的可用面積,從而估算在樓宇頂部設置太陽能光伏系統的潛力。
研究有甚麼發現?
太陽能輻射傳輸模型收集的數據顯示,本港一年內有五成以上日子享有陽光,因此非常適合發展太陽能發電。另外,我們亦發現在全港三十萬九千棟樓宇中,有二十三萬三千棟適合於頂部或天台安裝太陽能光伏系統,總面積合共三十九平方公里。每年可生產達46.74億度電,相等於香港全年總用電量的10.7%,令每年的溫室氣體排放減少三百萬公噸。
在香港發展太陽能光伏發電有甚麼限制?
購置和在本地合適的樓宇頂部或天台安裝太陽能光伏系統的成本高達三百億港元,是中國內地的三至四倍。
在降低成本方面,你有甚麼期望?
購置和安裝成本看似高昂,但只需兩至三年已可回本。光伏系統組件平均壽命為二十五年,即可提供供應二十五年的「潔淨」電能。

另外,香港的光伏技術市場現時仍然較小,但隨著市場容量增長,成本將會下降。最理想是由政府提供補貼,確保選用太陽能光伏發電的費用與選用傳統發電技術電費相若。

延伸閱讀:  http://aesc.hkbu.edu.hk/wp-content/uploads/2016/11/%E7%B0%A1%E4%BB%8B%E6%96%87%E4%BB%B6_1.11.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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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条光伏公路诞生  http://www.qljfjt.com/detail_3129.html

2017-12-05  OFweek太阳能光伏网    http://www.china5e.com/news/news-1012650-1.html
你一定想象不到,交通产业跟新能源产业组合在一起,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近日,国内首段光伏公路现身济南,吸引了交通与新能源界的关注。
据了解,该路段长度约2公里,整段公路采用了“承载式光伏路面技术”,将收集到的太阳能转化为电能,从而实现太阳能发电,预计在2017年底正式通车。
光伏公路可靠吗?
据了解,光伏公路这一项目是由齐鲁交通发展集团投资建设。早在2016年12月,该项目就得以启动。在今年9月就完成了长约160米、面积约660平方米的光伏路面示范区。如今将其延长至2公里并正式运用在公路上,需要克服的困难不在少数。
从技术角度来看,整段公路采用了“承载式光伏路面技术”。所谓“承载式光伏路面技术”就是将符合车辆通行条件的光伏发电组件直接铺设在路面上,利用太阳能发电。当然,光伏发电组件也不是直接裸露在路面上,在其上方还铺设了一层“透明混凝土”加以保护。
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张宏超教授科研团队为这一光伏公路项目提供了核心技术。从2009年提出设想,到今天正式运用,张宏超带领的科研团队研发的承载式光伏路面的技术指标和通行安全系数均超过当前普遍使用的沥青混凝土路面,强度和性能上已能满足车辆正常行驶的需求,使得这段光伏公路不仅能承载小型车辆的行驶,还能承载大中型货车通过。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对此表示不赞同。首先,公路上来往车辆很多,本身就对路面形成遮挡,加上车辆长期路过碾压路面,极有可能造成太阳能电板震动以及尘土覆盖路面的情形。如此一来,要想保证稳定、持续发电的良好发电效率并不理想。
另外,光伏公路相比柏油马路成本要昂贵得多,由此带来的维护成本也会相应增加,例如需要更换不可避免的破损的面板,以及维护由于日常通行以及恶劣天气等外力因素的剧烈冲击所造成的技术性损伤。
光伏路面早有先例
其实关于光伏路面项目早有成功实施的先例。在2006年,美国一对科学家夫妇就提出“光伏路面”的设想并着手研究。他们研发的一种太阳能电池板 (Solarroadways),表面的材质是超耐磨的特殊玻璃,最高承重可达125吨,能保证汽车行驶在太阳能电池板上方也不会对其造成损伤。
官方曾将Solarroadway、混凝土、沥青三种不同路面材料进行对比,结果Solarroadway在强度、摩擦力等方面均胜一筹,唯一的不足就是其成本太高。这对科学家夫妇表示,最初的太阳能电池板每块成本约6900美元,至少比传统的沥青道路成本高出50%,要想把全美国的路面都换成太阳能公路,其花费将是天文数字。
而全球首段光伏路面于今年5月在法国西北部图鲁夫尔欧佩尔什镇正式投入使用。这是目前世界上第一段真正可供机动车行驶的“光伏公路”。
这段长1公里、宽2米,单向行驶的“光伏公路”上铺满了方形太阳能板。在不占用额外空间的前提下,这段公路平均每天能为城市发电近800度,年发电量约28万度,可满足一个5000人口小镇的日常用电量。、
光伏路面带来的好处
1.发电量充足
首先从电力方面来看,这样的光伏路面每平方米一年的发电量可达239度。以山东省的高速公路为例,该省高速公路紧急停车道总面积达2600多万平方米,假如全部铺设上光伏组件,正常情况下年发电量将达62.17亿度,发电效益60.93亿元。
相关数据统计表明,截至2016年底,我国公路里程为458万公里。假如公路仅两车道约321亿平米铺设这种光伏路面,年发电量就可达到7.6万亿度。根据能源局公布的数据,2016年我国社会总用电量也只不过5.9万亿度,相比之下“光伏公路”的发电量是用电量的1.3倍,完全能满足我国庞大的用电需求。
2.电力存储
我国采取“西电东送”工程时间已久,但是东部发展快,生产制造业发达,即便“西电东送”如此浩大的工程也不能完全填补东部巨大的用电缺口,“光伏公路”无疑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东部地区虽然电力不足,但胜在路网稠密,充分利用东部路网优势,将路面作为能量收集平台、电力供给平台,就可以做到“自发自用”,不仅满足自身用电需求,还避免了“西电东送”过程中长距离输电导致的电力损失等问题。
3.道路安全
冬季出行,遇到下雪天气,路面极易积雪结冰,这给汽车行驶带来不小的安全隐患。我国目前针对积雪道路的处理方式不外乎人工铲雪、机械铲雪或是撒布融雪剂几种方式,但是这些方法人工强度大,而且对道路有一定损害,对环境也可能造成污染。
而“光伏公路”由于自身存储了足够电量,利用起来也非常方便。完全可以为其增设电能转换热能的装置,通过人工开启或者是智能感知路面结冰情况来开启电力加热系统,消融冰雪,保障出行安全。
4.节能环保
传统的太阳能发电模式下,太阳能电板需要占据一定的空间,而将太阳能和路面结合在一起,不会占用额外的空间。此外,采取太阳能发电的方式,相较于传统的煤炭发电、核能发电也更加环保,利于改善自然环境。
小结:
放眼全球,路面与太阳能发电相结合无疑是一项全新的应用模式,许多国家都在尝试。我国光伏道路从试验到产业化发展,已经渐行渐远。“光伏公路”的诞生是交通行业与新能源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的标志性事件,将为公众出行提供全新模式,为智慧交通和绿色能源开辟全新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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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videopage/news/518780/即時新聞/濟南太陽能公路冀可邊開車邊充電     (有片)

濟南太陽能公路冀可邊開車邊充電
2017/12/29 
烈日當空時,馬路曬到熱辣辣,濟南一段高速公路就在路面加設太陽能板,希望未來可以做到電動汽車一邊行駛,一邊無線充電 。 這條全長一公里的承載式光伏高速公路試驗段,星期四在濟南正式通車。和普通的高速公路不同,這條新型公路由三層構成,表層是透光混凝土路面,中層是光伏板,而底層是絕緣層,原理是可以令陽光通過表層的半透明材料,作為太陽能技術發電。

一公里的試驗路段,每年可以發電約 100 萬度,可為沿線城市和居民提供清潔能源。能源公司稱,將來光伏高速公路可為路燈、電子顯示屏、融雪劑自動噴淋設施、隧道和收費站供電,亦可以實現電動汽車一邊行駛,一邊無線充電 。 

延伸閱讀:  齐鲁交通发展集团开启光伏能源新时代  http://www.qljfjt.com/detail_3129.html

2017年12月13日 星期三

世界上最大的中俄火力发电站总造价达150亿美元



Source: Mapcarta.com  黑河, 海蘭泡斜對面即為阿穆尔州叶尔科夫齐 Yerkovtsy (紅點)

刘汉元委员指出,据2014年2月12日俄罗斯媒体报道,我国欲与俄联手在远东地区打造全球最大的火力发电站,发电站装机容量5-8GW,每年可向我国输送300-500亿千瓦时电量,主要供应电力需求旺盛的北京,为确保其正常运行,需架设长达2000公里的800千伏直流输电线,电站本身造价加上配套高压输电线路,该项目总耗资将达140-260亿美元。实际上,我国仅在新疆、内蒙或是临近北京300-500公里距离范围内的周边,使用同样多的光伏投资,便可保证等效甚至超量的能源输出,既不对他国造成污染,不重复浪费输电资源,资源还能真正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也更加经济、便捷,更能从战略上确保清洁能源的持续供给和能源安全。Source: http://www.tongwei.com/news/3520.html

刘汉元主席指出,2017年很多国家应用中国制造的组件和系统,已经实现了太阳能光伏发电成本低于煤炭、天然气发电。中国很多地区,太阳能发电成本已接近煤炭发电成本,并将很快接近或低于水电发电成本。技术进步使光伏产业快速实现了规模化、低成本化,目前光伏发电系统成本已经达到5毛、4毛,并将很快成为比水电成本更低的能源生产方式。Source: http://www.china5e.com/news/news-1011038-1.html    http://www.tongwei.com/news/8150.html




比尔·盖茨用15年解决清潔能源拯救地球  http://blog.sina.com.cn/s/blog_b96391280102wxh6.html 

博主補充: 馬鼎盛: 中俄邊境談(並無涉及發電厰)   www.rthk.hk/radio/radio1/programme/Free_as_the_wind/episode/475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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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科大教授颜河:用印刷报纸的方法卷对卷生产太阳能电池2015年10月19日 新华能源  http://news.xinhuanet.com/energy/2015-10/19/c_1116915039.htm

  
新华能源10月19日电(索炜)2015中国光伏大会暨展览会13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颜河接受了新华网记者的专访,目前,颜河正在研究一种太阳能电池的新型生产方法,可以大大提升太阳能电池的生产速度,从而降低生产成本。
    颜河介绍,现在的太阳能电池生产成本仍然较高,“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用印刷报纸的方法,用卷对卷印刷的方法生产太阳能电池,太阳能电池生产的速度成本将会得到大大的提升,这就是我们最终的目标。”颜河称,用高分子、塑料这样的有机材料生产有机太阳能电池,就可以像印刷报纸一样,造足够多的太阳能电池。
    “太阳能电池听上去这么好,为什么没有应用起来?”颜河介绍,这是因为有机材料做太阳能电池,在基础科学层面上,仍然比较困难。目前科研做到的最高效率是11.5%,与其他的无机太阳能电池效率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我们科研的主要目的就是研究限制有机太阳能电池发展的根本性的基础性的科学问题是什么,颜河表示,如果能解决这些基础性的科学问题,那有机太阳能电池的效率,就可能增至15、20%,与其他的太阳能电池相竞争。颜河称,若有机太阳能电池效率达到15%,或者20%的,则其竞争力相对于其他更难生产的太阳能电池将非常可观。
    就有机太阳能电池的生产,颜河也表示,基础性的科学研究需要时间,在5-10年把大部分基础性科学问题解决了再应用到工业。但他也称,并非一定等到10年才能看到有机太阳能电池的产品,比如较低的产品,移动充电装置,放在汽车车内的柔软太阳能电池。
    那么,有机太阳能电池有那些优势?颜河介绍,相较比较重的硅太阳能电池,有机太阳能电池很轻,是柔软的,可以贴在窗户上,也可做成不同颜色,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基于有机太阳能的优势,着手解决效率问题,加上生产的快捷,颜河相信我有机太阳能电池将会成为非常有竞争力的一种科学技术。
    颜河同时表示,有机太阳能电池领域中,做的最好的就是中国的教授,中国的团队从效率上,从材料研发上,都是世界领先的。从长远来看,希望柔软的有机太阳能电池能够放在所有汽车上,更多的利用电能,缓解能源危机,解决空气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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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互联“新网架”联通中俄“新丝路”(电网互联支撑“一带一路”)

本报特约撰稿 桑学勇 杜雪娇《 中国能源报 》( 2017年05月01日   第 21 版)

  黑龙江地处我国东北边陲,与俄罗斯远东各州区有1000多千米的水陆边界,是中国对俄开放和经贸合作的前沿。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黑龙江省电力公司全力服务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实施的《“中蒙俄经济走廊”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规划》,综合效益日渐显现。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一季度对俄购电4.3025亿千瓦时,对俄购电25年累计突破214.32亿千瓦时;北疆电网打通中俄能源战略通道,中俄原油管道6年累计输送原油9723万吨;规划东北输电四大通道,建设中俄大型火电、水电基地,实现北电南送……黑龙江电力在“一带一路”整体战略中,以全省加快建设国际陆海联运通道和一核、四带、一环、一外产业布局为契机,不断推动两国石油、电力等能源领域深层次合作,联通中俄丝绸之路经济带。
  中俄电力合作不断升级
  25年累计对俄购电214.32亿度
  黑河换流站是国家电网公司中俄能源合作项目的首个工程,是目前规划建设的我国从境外购电电压等级最高,容量最大的一个输变电工程。该换流站于2012年投运,由黑龙江电力检修公司黑河运维分部运维。原黑龙江电力检修公司总经理、现黑龙江电力副总工程师李国强介绍:“黑河用的都是俄罗斯的电。中国电力市场很大,俄罗斯电力资源丰富,现在两股电流在这个站里背靠背,就是两个国家的资源优化配置在这里手拉手。” 
  对俄购电项目是中俄两国政府能源领域的合作项目之一,是国家电网公司、黑龙江电力和政府部门高度重视的一项国际化业务。2005年7月1日,国网公司与俄罗斯统一电力系统股份公司签署长期合作协议。2006年11月9日,双方签署俄罗斯向中国供电项目第一阶段的购售电合同。
  电力能源输送,需要电网支撑。早在1992年7月1日,110千伏布黑线(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变电站-中国黑河变电站)合闸送电,开辟了中俄两国历史上电力合作的先河。2012年1月9日,500千伏中俄直流联网输电项目(含阿黑线)建成投运,加强了与特高压相协调的西电东送、北电南送的东北网架,实现中俄经济发展和优势互补,填补了黑河地区没有500千伏系统电源支撑的空白,黑河电网年供电能力从20亿千瓦时增加到近50亿千瓦时。
  数据显示,自1992年开展中俄电力合作以来,黑龙江电力已历史性累计进口俄电电力214.32亿千瓦时。
  打通中俄能源战略通道
  中俄原油管道累计输油9723万吨
  据了解,中俄原油管道工程是国家重点能源建设项目,是我国通过陆上利用境外油气的战略性工程。为保证国家重点能源战略工程供电,黑龙江电力投资建设了塔河-漠河220千伏输电线路和220千伏漠河变电站,同时承担了塔河-兴安、漠河-兴安220千伏输电线路和220千伏兴安变电站新建工程及相应电力系统配套工程的建设任务。
  “当年,我们是搭起煤炉取暖在冻土层上作业,仅用10个月就在高纬度、高寒冻土带、永冻层上建设2座220千伏变电所,架设283.51千米220千伏输电线路……”大兴安岭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史玉国介绍中俄原油管道供电工程。
  根据2013年3月中国政府和俄联邦政府关于扩大原油贸易合作的协议,2015年1月1日-2017年12月31日,俄罗斯将增供500万吨原油,中国年进口俄油量将达2000万吨。能源传输建设,需要电力保障。“此时,漠河首站扩容工程应运而生……”输油气分公司负责人感慨,漠(河)大(庆)线扩建工程投运为国家能源战略提供了更加稳定可靠的供电保障,扩大了漠河首站的存储能力。
  提高省间断面输电能力
  助力中俄能源深层互联互通
  据了解,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能源电力等基础设施的作用日益凸显。为此,黑龙江电力将建设跨境国际输电线路,实现中俄、全省与东北乃至全国能源深层次的互联互通。
  据了解,国网公司将积极研究开发利用俄罗斯的能源资源,建设大型火电、水电基地并向中国输送清洁电力。规划到2020年前,在俄罗斯阿穆尔州叶尔科夫齐煤矿基地建设一座装机为8×60(66)万千瓦火电厂,通过±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向我国华北送电。
  “长期以来,东北地区的能源流和电力流都是‘北电南送’,近年来,受东北地区电源装机布局变化的影响,南送电力吸纳空间逐年减少。同时,新能源大规模发展,受市场容量、调峰能力等因素制约,难以就地消纳,急需开辟新的空中能源输送走廊,以实现更大规模和更大范围的‘北电南送’。” 黑龙江电力发展策划部副主任赵琳介绍。
  按照相关规划,“十三五”期间,我国将建设覆盖黑、吉、辽三省和蒙东的特高压交流环网,其中黑龙江省新建特高压变电站2座,新增变电容量1200万千伏安,新建线路1590千米。建成呼盟-大庆西-白城-扎鲁特-锦州的纵向“西通道”、哈尔滨东-长春东-沈阳东-营口的纵向“东通道”,以及大庆西-哈尔滨东、扎鲁特-沈阳东的两个横向通道,四大电网通道将汇集黑龙江及东北地区其他电源基地的电力,提高省间断面输电能力,满足经济发展的电力需求。

2017年12月10日 星期日

澳洲筹建可再生能源项目向印尼出口绿色电力

澳洲筹建可再生能源项目向印尼出口绿色电力

2017-12-6  crystal|  中新网  http://www.cspplaza.com/portal.php?mod=view&aid=11083
 

     
 一个由可再生能源企业组成的企业联合体计划在西澳大利亚州建一个亚洲可
再生能源枢纽项目AREH为北部邻国印度尼西亚出口绿色电力。

  据介绍,AREH是一个集成风电、太阳能发电设施的混合电站,总装机容
量达到6吉瓦,并且通过海底电力电缆向印尼输出电力,从而解决当前当前东
南亚国家面临的几个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这个企业联合体包括全球领先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商CWP Energy Asia
和 Inter Continental Energy以及风机制造商Vestas。

   CWP Energy Asia董事总经理Alexander Hewitt表示:“风能和太阳能
的结合在各地区提供可靠且具有竞争力的可再生能源的潜力非常巨大。鉴于长
距离传输能源的能力日益增强,该项目对印尼西亚来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建议
,不仅是为了提供能源,而且也是为了印尼发展带来长远的经效益。”

  据悉,该项目将建在西澳大利亚州东皮尔巴拉地区(East Pilbara),预
计将于2023年开始建设,到2029年全面投入运营,以满足印度尼西亚的能源
需求和可再生能源目标。

  东皮尔巴拉地区是与印度尼西亚接近,加上近期海底电缆技术的进步,预
计该项目的第一阶段初始成本约为100亿美元,项目的后续阶段可能会开始向
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出口绿色电力。
      

Vestas, CWP get serious about plan to export

3GW wind and solar to Asia

By Simon Holmes à Court on 30 November 2017
Source: http://reneweconomy.com.au/vestas-cwp-get-serious-about-plan-to-export-3gw-wind-and-solar-to-asia-47221/

In November 2009 Prof. Mike Sandiford, the founding director of the newly established Melbourne Energy Institute, wrote a short paper introducing the idea of new energy export industry model for Australia: ELEXI, the ELectricity EXport Industry.
As Mike put it, while “dig it up and ship it out” has been Australia’s mantra for decades, a future, smarter Australia might ship the ultimate value added product to our Asian neighbours — clean energy transmitted thousands of kilometres by undersea power cables.
Crazy talk! Or was it?
Back then renewable energy wasn’t cheap, Indonesia planned to sort out its future power needs largely with coal, and sub-sea power transmission longer than the 370km Basslink sounded like science fiction.
The day would come, however, when a business case for ‘electron export’ would make sense. The Asian Renewable Energy Hub consortium (AREH), led by InterContinental Energy, CWP Energy Asia and global wind leader Vestas, is betting that the day has arrived. (The project is not to be confused with Pilbara Solar, which Sophie Vorrath covered earlier this month.)
Demand for electricity in Indonesia is expected to double over the next two decades. The Indonesian government has committed to a renewables share of 23% by 2025. While the country is committed to increasing total capacity by 35GW (on top of the 45GW already existing), Indonesia’s energy minister announced last month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not approve any coal-fired power plants in Java, this island, any more.” (According to the Global Coal Plant Tracker only 6.9GW of coal power is currently under construction in Indonesia.)

Meanwhile, the costs of renewable energy have famously plummeted, and continue to do so.


Australia’s world-leading wind and solar resources produce some of the cheapest and most reliable renewable energy in the world. But what of the last impediment, the monstrous costs of sub-sea transmission cables? We’ve seen significant cost reductions there too.
AREH spent 2014-15 scouring the coastline of Australia from Exmouth to Darwin and, after extensive desktop studies, meso-scale modelling, SODAR monitoring and traditional ‘met-mast’ measurement, has selected what they believe is an ideal site — 7,000 square kilometres located in the East Pilbara between Port Hedland and Broome with high quality solar and wind resources.

The project will be connected to West Java, the province containing Jakarta, by a 2500km HVDC bi-pole cable provided by project partner Prysmian — two fully insulated conductors laid on the sea floor running in parallel (placed a few kilometres apart to reduce risk). The project is exploring the feasibility of continuing the cable run through to Singapore.


(For the technically minded,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at one cable is positive and the other negative relative to earth. A big advantage of the configuration is that, should one of the cables fail, while it is awaiting repair the system can still transmit power using ‘ground return’. If you haven’t geeked out enough, check out these cables. Not your grandfather’s submarine HVDC transmission cables!)
Two cables, laid separately, will carry 1.5GW each.

The cable will most likely operate at 800,000 volts, twice the voltage of Basslink and therefore able to move power for about half the cost over a given length.
Sceptics might think it is crazy to run an ‘extension cord’ all the way to Indonesia, but losses in the latest generation are surprisingly low at an estimated 7.5% over the entire length, similar to the average losses in Australia’s National Electricity Market.
Those with just enough knowledge of how the system works will be concerned that the cable will be way under-utilised due to the nature of renewable energy — won’t the cable be useless when “the wind don’t blow and the sun don’t shine”? While this objection might make intuitive sense to talk-back radio listeners, the cool kids have discovered the benefits of hybrid solar/wind projects.
While the site’s wind might be classified as ‘very good’ in strength, additional value lies in its consistency and typically diurnal pattern, higher at night and lower during the day. By choosing the right mix of wind and solar, the total is more reliable than the individual technologies.

The wind and solar resources are complementary, with lots of sun during the daytime and high wind speeds in the morning, evening and night. Chart depicts average across annual period.

After an extensive optimisation exercise, which sought to maximise the delivered energy per dollar invested, the project has chosen 4000MW of wind, 2000MW of solar PV with a 3000MW HVDC cable.
Armchair engineers will be heading to the comments section at this point to complain that 6000MW of wind and solar exporting through a 3000MW cable is very wasteful. Hold your horses! Yes, some energy is thrown away — especially when winds are particularly strong —but it turns out that less than 10% of total generation is lost. (For now it is not economic to store the excess for later use, but storage can always be added at a later date if/when the economics stack up.)
Importantly, this optimised hybrid/oversize model is expected to achieve almost 80% cable utilisation and deliver predictable power.


Clusters of solar farms are interspersed around the project site. The turbine layout resembles an offshore wind farm. Click on image to go to the live map

The layout of the wind farm resembles an offshore wind farm — and in fact with very low complexity terrain and in such a remote area, there are many parallels with offshore development.
In the current layout, turbines are placed in rows with 750m between turbines and 6km spacing between rows. The rows face the predominant wind direction with the aim of minimising any wind shadow and wake effects. The solar arrays are deployed in clusters, spaced throughout the site to increase geographic diversity and minimise the impact of localised cloud cover.
Vestas have recently begun selling 4.2MW wind turbines, but it’s almost a certainty that larger models will be available when the project enters the construction phase. Interestingly the project has a design life of 60 years, with a projected repowering of the turbines and solar panels after 30 years.
The US$10bn project is more than a pipe dream. Project land has been secured through an Exclusive Development License with the WA Department of Lands. Onshore and offshore development studies are underway and, importantly, the consortium has this week filed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ferrals with both the EPA in WA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EPBC process.
The traditional owners, the Nyangumarta people, are actively involved and supportive. Nyangumarta Rangers have been working closely with the consortium’s ecological consultants on all the onsite studies being carried out for the EIA.
Strong community acceptance is no doubt linked to the enormous employment and skills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on offer as well as the AUD$11bn that will be spent in Western Australia over the project’s life.

The project aims to reach financial close in 2020 with completion in 2029.
Project timeline

There’s no doubt that the project is epic in scale — the project is expected to generate 15TWh of energy annually, which is as much as is generated by all the renewable energy projects built in Australian in the first 12 years of the Renewable Energy Target. As well as generating power for more than 7 million Indonesian homes, the project is projected to offset almost 1 billion tonnes of carbon dioxide over the life of the project.
But it’s a serious team. CWP Renewables has developed and financed more Australian wind generation than any other company. Vestas has installed 87GW of wind turbines globally in 76 countries and is investing heavily in hybrid wind / solar integration technologies.
Some might say that InterContinental Energy has set themselves an overly ambitious goal with AREH. Hong Kong-based Managing Director Alexander Tancock has two other similar projects in the pipeline — both at a similar scale and hybrid wind/solar. Both are naturally intercontinental, but even the identity of the continents are being kept a tightly held secret for now.

For now, the consortium won’t be drawn on the expected costs of delivered energy. Given supply constraints in West Java and Indonesia’s clean energy targets, the Asian Renewable Energy Hub project may be well placed to supply affordable, reliable and clean power to Jakarta and Singapore.  

2017年12月9日 星期六

清朝考試制度被歐洲各國模仿

轉載自: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mperial_examination

The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 spread to neighboring Asian countries, such as Vietnam, Korea, Japan (though briefly) and 琉球Ryūkyū. The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 was introduced to the Western world in reports by European missionaries and diplomats, and encouraged 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to use a similar method to select prospective employees. Following the initial success in that company,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dopted a similar testing system for screening civil servants in 1855. Other European nations, such as France and Germany, followed suit. Modeled after these previous adapt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established its own testing program for certain government jobs after 1883.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and greatly inspired political theorists in the Western World, and as a Chinese institution was one of the earliest to receive such foreign attention. One example is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in this regard on the Northcote–Trevelyan Report and hence on the reform of the Civil Service in British India and later in the United Kingdom. After Great Britain's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systematic, open, and competitive examinations in India, in the 19th century, other implementations were undertaken in other Western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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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 

On 29 November 1834, Matheson became chairman of the newly formed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 The committee members represented a wide section of the business and missionary community in Canton: David Olyphant, William Wetmore, James Innes, Thomas Fox,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Karl Gützlaff and John Robert Morrison. John Francis Davis, at that time chief superintendent of British trade in China, was made an honorary member.  Sourc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ames_Matheson

2017年12月7日 星期四

西班牙阿爾梅里亞之蔬菜温室(之二)

The Plastic Mosaic You Can See From Space: Spain's Greenhouse Complex

The world's largest plastic greenhouse complex–known as Mar de Plástico–covers more than 185 square miles near Almeria in Spain’s southeast. Photographer Bernhard Lang shot these sprawling scenes as part of his “Aerial Views” project  

ByTom Hall    2015年2月21日 

Source: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features/2015-02-20/the-mosaic-you-can-see-from-space-spain-s-massive-greenhouse-complex






Mar de Plástico has been an area of intensive crop production since the 1960s. Exports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in 2012 amounted to 1.9 billion euros with 359 companies exporting from the complex. Almost 30 percent of Mar de Plastico's production is exported to Germany, followed by France; the rest is sold in Spain itself.


Photographer: Bernhard Lang


The first plastic greenhouse was built here in 1963, and to kick-start the development, Spain's Instituto Nacional de Colonización drilled deep wells and installed pumps to supply water to the fields and distributed land plots to so-called colonizers in the early 1960s. This started intensive farming in the area.


Photographer: Bernhard Lang

Since 2010, Munich-based photographer Bernhard Lang has been working on “Aerial Views,” a project that aims to show the impact of human beings on their environment as seen from the air.

Photographer: Bernhard Lang

A report published by the regional government of Almeria in 2005 said the rapid expansion of greenhouses was causing damage to the water table, over-extraction of sand for plant bedding, and a pileup of agricultural waste.

Photographer: Bernhard Lang

Photographer: Bernhard Lang



Photographer: Bernhard Lang

Photographer: Bernhard Lang


Photographer: Bernhard L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