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31日 星期三
孫中山之博愛與中山沙溪龍頭環之博愛牌坊
中山原名香山,是孙中山先生的故居,民国十四年(1925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遂改其故乡香山县为中山县,1983年撤县设市(县级),1988年升为地级市。
中山人民愛国愛乡,勤劳敦厚,富于进取,勇于创新,灵活求实,较少保守思想。民风平和有礼,与人为善,团结互助,崇尚正义。
市委、市政府在2004年重新拟定“博爱、创新、包容、和谐”为中山人精神。民国16年(1927年)冯玉祥主豫时,根据吉鸿昌将军的呈请,从沁阳县析出一部分,并取孙中山先生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之意,设置博爱县至今。全县面积435平方公里,人口40万(以上是出自http://www.tcmap.com.cn/guangdong/zhongshanshi.html)
孙中山的博爱观 文章来源: 2016-10-08 北京日报 林家有
“博爱”是孙中山政治学说的一个核心思想。孙中山把“博爱”、“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视为理想的最高境界和追求的最远目标。
“博爱”是孙中山政治学说中的一个核心思想;他认为“博爱”是“人类宝筏,政治极则”
孙中山认为,“博爱”是“人类宝筏,政治极则”,是“吾人无穷之希望,最伟大之思想。”孙中山一生以天下为己任,以爱人类爱和平,爱国家和爱民族作为其奋斗的理想和目标。他的“博爱”思想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世界多数民众的共同追求。他说:“欲泯除国界而进入大同,其道非易,必须人人尚道德,明公理……重人道,若能扩充其自由、平等、博爱之主义于世界人类,则大同盛轨,岂难致乎?”他以人道博爱的普遍形式来解释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设想用推广“博爱主义”,来实现“世界大同”,使全世界不同人类相互爱慕,共同发展。可以说,这是孙中山毕生的政治追求。
孙中山根据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中的自由、平等、博爱,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仁”加以糅合、陶铸,使其博爱思想更具有时代和世界的意识
“博爱”,按照中国传统思想来解释,即所谓仁。《孝经·三才章》说:“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曹植《当欲游南山行》则谓:“长者能博爱,天下寄其身。”欧阳修在《乞出表》之二中则云:“大仁博爱而无私。”韩愈的《原道》将博爱概括为“博爱之谓仁”。
何所谓仁?孙中山根据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中的精粹——自由、平等、博爱,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仁,即博爱思想加以糅合、陶铸,赋予自己的解释,使其博爱思想既带有中国的传统道德仁的涵义,又包含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民主、自由、平等的内涵,使其更具有时代和世界的意识。孙中山说:“据余所见,仁之定义,诚如唐韩愈所云‘博爱之谓仁’,敢云适当。博爱云者,为公爱而非私爱,即如‘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之意,与夫爱父母、妻子者有别。以其所爱之大,非妇人之仁可比,故谓之博爱。能博爱,即可谓之仁。”又说:“仁之种类:一、救世之仁;二、救人之仁;三、救国之仁。”“救世、救人、救国三者,其性质皆为博爱。”在晚年作三民主义讲演时,孙中山又强调把三民主义口号和法国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加以比较,指出,“法国的自由和我们的民族主义相同,因为民族主义是提倡国家自由的。平等和我们的民权主义相同,因为民权主义是提倡人民在政治之地位都是平等的,要打破君权,使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说民权是和平等相对待的。以外还有博爱的口号,这个名词的原文是‘兄弟’的意思,和中国‘同胞’两个字是一样解法,普通译成博爱,当中的道理,和我们的民生主义是相通的。因为我们的民生主义是图四万万人幸福的,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
由此可见,孙中山的博爱观是通过道德的感化,使人们在“互助”与“博爱”的精神启导下,努力消除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贫富的差别,实现人类的和谐、幸福和大同。所以,博爱也可以解析为人与人、阶级与阶级、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爱与互助。这是孙中山对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与和谐作出的理论贡献。但是过去他的“博爱”思想曾被指责为“阶级调和论”。其实,孙中山力图以博爱思想建立的大同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理想,是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相通的,是值得后人学习、研究、继承和发扬的精神财富。
除了不断的理论宣传和毕生的实践外,孙中山还通过题词方式,使他的博爱思想得以广泛传扬,从而得到国内外有识之士的认同
据统计,孙中山关于“博爱”的题词有64件
孙中山把“博爱”、“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视为终生为之努力奋斗的理想,除了不断的理论宣传和毕生的实践以外,他还通过题词作为手段和形式,使他的公天下精神和博爱思想得以广泛传扬。据刘望龄先生在《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统计,孙中山关于“博爱”的题词有64件,加上相近的4件,“天下为公”有39件,如果将字异义同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公天下”、“世界大同”、“共进大同”等36件计算在内,总数计达143件,占孙中山题词总数469件的三分之一。通过各种形式,孙中山的这些思想逐渐为国内外主张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有识之士所认同。孙中山说:通过普遍普及博爱思想,使“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披其泽惠”,使其成为“人类之福音。”可见,孙中山的“博爱”思想是超越国界的。
孙中山是爱国主义者,又是国际主义者,是世界级的政治家。他的政治思想和主张不仅在求中国之“天下为公”、“共进大同”,而且还致力于“世界大同主义”,开全球之“新纪元”。为宣传这一政治主张,孙中山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博爱”等题词分赠世界各地的国际友人,互相勉励,共同努力为人类的和平和福祉献身。孙中山不遗余力地宣传他的“博爱”思想,赢得世人对他的尊敬与好评。孙中山的日本朋友宫崎寅藏认为,孙中山的博爱思想已“接近真纯的境地”,他称孙中山“博爱”题词是无与伦比的“东洋珍宝”。美国林百克Paul M Linebarger则尊称孙中山Sun Yat-sen为“人间的活上帝”,是崇尚道德的典范。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则称颂孙中山为“东方民族解放之父”和“世界被压迫民族、世界被压迫阶级的救主”。共产国际共产党人则公认孙中山为“东方被压迫革命民众的首领”,是“被压迫国家革命运动最伟大的代表之一”。
孙中山的博爱思想对实现世界和谐、社会和谐具有重大的意义
孙中山的“博爱”、“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思想为世界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广泛拥护,极大地鼓舞了被压迫国家和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国家富强,社会文明进步的坚强意志和追求和平、民主、平等、自由和博爱的决心。总之,“博爱”、“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是孙中山政治学说的重要内容,是他遗留给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对我们实现世界和谐、社会和谐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理应广为阐释,发扬光大。
以下是很值得瀏覽的一個關於中山沙溪龍頭環村的簡介:
https://baike.baidu.hk/item/龍頭環村/377126?fr=copy_lemma
http://www.tcmap.com.cn/guangdong/shaxizhen_longtouhuancun.html
那些追随孙中山革命的隆都沙溪人
https://www.sohu.com/a/197608039_99933006
中山市沙溪镇龙头环村 三月三 北帝诞辰巡游 https://www.douyin.com/video/7226194003786599712
https://www.douyin.com/zhuanti/7232776851721324604
龍頭灣牌樓正面為博愛與和平,背面為團結與康政 林景(手机摄影)
中山市沙溪镇龙头古村#传承古代文化欣赏中国历史 #祠堂文化
上圖是民国时期的龍頭環“上关庙”“乡公所”,“团结”(圖左邊的牌坊)“博爱”(圖右邊的牌坊,見下圖)牌坊. 这里是辛亥革命先驱侯艾泉、刘汉华的家乡,也是中国空军之父杨仙逸将军的祖居地,近代涌现出周增源、杨北可等大批为革命献身的人物(圖文出處: https://k.sina.cn/article_2039811883_79950f2b001011f21.html?from=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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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博愛論研究
2021年3月19日 http://www.nopss.gov.cn/BIG5/n1/2021/0331/c373410-32066355.html
中國人民大學向世陵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儒家博愛論研究》,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辛曉霞、賀更粹、王心竹、王春林、姜智。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該成果研究的目的,是重在揭示“博愛”的觀念和境界,正本清源而還儒家博愛觀以本來面目。博愛深深地扎根於中華文明的沃土,自它的產生始,就注定與中華民族精神的塑造及其價值關懷分不開。從先秦、漢唐到宋元明清,博愛的傳統從不曾中斷。中華五千年的文明史,固然有戰爭、瘟疫、剝削和壓迫等苦難,但“和”為一個中華民族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它是先民們在相互尊重和互助互惠中創造出來的歷史。
進入近代社會,一方面,因為中國遭受的屈辱而導致了對自身傳統和歷史的不公正評判,含有差等之愛因素的儒家仁愛成為維護上下尊卑秩序的落后的標志,基督教的“博愛”在中國卻成為西方先進文化的象征﹔但另一方面,中國的先進人士將西方傳入的博愛觀念與中國本土的思想資源相融合,使傳統的博愛觀得到更新並隨時推進。康有為、譚嗣同、孫中山等近代思想家希望通過改造儒家的仁愛體系,使傳統的仁愛能和西方的現代文明銜接起來。
博愛在傳統社會,並不僅僅是觀念的宣揚,它也在相當程度上導向了實際的行動。不論是漢以后大一統國家的政治制度,還是明清之際民間社會的同善救濟,都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博愛理念已深入社會的方方面面。人際交往的親親為先與治國理政的愛人為大作為儒家仁愛的兩大基本內涵,在形式上似乎存在一定的緊張,但從兩千多年歷史發展的實際看,它們是能夠協調並相互適應的,在總體上是如同儒家學者所期待的那樣,是由根到枝葉的漸進生長或推恩的關系。
博愛觀念當然只是儒家仁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在儒家思想佔主導地位的情況下,仁愛或博愛本身就是社會提倡的思想,在規范化為制度之先,它具有指導和引領的作用﹔在制度形成之中和之后,它影響著制度的制定者、執行者和遵守者,潛在地調節著他們的行為。由於仁愛(包括博愛和差等之愛)的潤滑和調節作用,使剛性的制度和規范的秩序能夠得以維持,並能夠靈活地適應復雜多變的社會情勢和人際關系,使國家不至於因缺乏黏合劑而最終分裂。
博愛觀念自身在歷史發展中也在不斷調整和推進,經歷了從朴素情感到理性把握的轉向和升華,成為一道永不枯竭的浸潤中華民族精神及其生命智慧的源頭活水,在今天更展現出了它既獨特又普遍的魅力。我們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離不開對包括儒家仁愛—博愛論在內的中華優秀文化的繼承和弘揚。不論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還是倡導“天下為公”,在理論上都屬於博愛論研究和討論的內容,它們集中體現了該成果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和重要觀點或對策建議
該成果研究,在方法上,注意思想史考察和觀念辨析相結合,堅持依循歷史自身規律與實事求是的經典詮釋相結合,圖書資料的查找採集與田野調查相結合,注意克服人雲亦雲和粗枝大葉的錯誤,在比較研究中做到客觀和適度,追求歷史合理性與科學真理性的辯証統一。在此基礎上,既有理論也有實踐,既有縱向溯源,也有橫向展開,創新明顯,特色突出,其主要內容、重要觀點和對策建議分述如下。
(一)主要內容
1.儒家博愛觀念的起源及其基本內涵
儒家博愛觀念如何起源是一個首先需要弄清的問題。具體從博愛觀念的萌發到揭示仁與愛的關聯、愛的先人后己與自愛等蘊涵:闡明愛在於傳遞,分析愛、親、仁之間的關聯和互惠關系﹔從親社會行為入手揭示愛心生成的心理依據,以及愛人、人愛與物愛的推廣﹔詮釋“天下為公”與博愛的理念,突出大同之道與選賢任德、公平無私的博愛要求。同時,討論愛的觀念與孔子仁學的產生,揭示愛有差等的恰當理解。認識孔墨之間愛的異同:墨子“非儒”與孟子對無父無君的“禽獸”的指責只是一面﹔另一面是孟子也有自己的“兼所愛”思想,諸子並不區分兼愛、仁愛的概念。
2.儒家博愛論的體系構建、親民實踐和價值重建
從先秦到漢唐的博愛論,在理論上主要限於經驗的層面,將博愛論與宇宙觀相結合,從形而上的角度闡釋和論証博愛的精神和價值,是宋明理學承擔起的任務。這部分內容也是全部博愛理論的重心所在。在宋儒,重點分析張載、二程、張栻、朱熹、陸九淵建立在同氣同性同心同理基礎上的“民胞物與”、“天地萬物一體”和“天下一家”等博愛論以及仁與愛的關系論辯﹔在明儒,一方面闡明王陽明、湛若水“一體之仁”的親民情懷﹔另一方面彰顯博愛的實踐尤其是楊東明、高攀龍的“同善”呼喚。最后以譚嗣同、孫中山為代表,揭示近代思想家立足西方進化論和平等博愛基礎上的新“仁學”和人類互助觀。一句話,“生生之仁”貫穿於宋元明清博愛仁學的理論與實踐。
3.儒家與基督教博愛思想的比較及相互影響
闡明基督教的傳入及其合儒的努力。基督教博愛思想對清末以來中國思想界的影響,基督教以自身的博愛思想與儒墨仁愛、博愛、兼愛思想的對接,社會對基督教博愛思想的接受與儒家博愛思想被遮蔽情形的造成。集中研討基督教博愛的傳入、性質、特點及與儒家博愛進行比較,揭示從神愛到人愛與立足人自身言愛的同異,強調在明確各自特點的基礎上探討如何發揮儒家博愛之所長。
4.儒家博愛的制度化研究
儒家博愛的制度化即“博愛”理念的實踐。該成果主要討論側重“外王”層面的漢唐的制度化。闡明“制”度以治世,制度是踐行博愛的有效路徑。漢唐博愛觀念的擴展,包括漢代政治架構中的“博愛”訴求、“威勢成政”的要件與內核、以孝治天下的先行、“遠之為大”的仁義法、普愛無私與公天下等方面。博愛的制度實踐,包括契合於社會治理和基於“家國同構”的凝聚力與文化慣性、維護親情的制度安排、仁孝的法律踐行、不孝入刑、連坐范圍的縮小、五刑改革、救助災荒和矜恤老幼婦孺等多方面內容。
5.儒家博愛論在基層社會的實踐
闡明儒家民本思想通過養民、愛民的博愛實踐而得以貫徹。討論紳權與皇權、禮俗與教化、愛人與循禮等多方面的關系。揭示在基層社會,愛民的職責主要由鄉紳來承擔,分析博愛在基層社會的貫徹及仁德措施的落實,重視生命關懷和德行教化,闡明鄉紳開展的慈善事業和承擔履行的教化職責。
6.儒家博愛觀在少數民族社會的影響
儒家博愛不止流行於漢族地區,也有向少數民族的擴展和交流,並涉及文化交流與民族和國家的認同。重點分析儒家博愛觀對回族、壯族和藏族文化的影響:回族方面,包括早期交流、明清“以儒詮回”對博愛思想的汲取及其對回族民眾的影響,二元忠誠、敬主與愛人相統一等回族博愛的特定表述,以及課功、施濟與睦鄰等實施方式﹔壯族方面,揭示儒家博愛觀念在壯族地區的傳播、南下漢人的推廣與壯鄉民風的轉變,漢壯博愛觀在以仁孝為本和愛民情懷上的共性,仁民愛眾的土司治政、以“仁愛”化“性惡”的濟世哲學等方面特點﹔藏族方面,包括在漢藏高層和民間交往中儒家博愛觀念的傳播,藏族社會、文化和藏傳佛教對儒家博愛觀念的吸納,反映在藏族歷史文獻和社會日常生活中的博愛價值及它們在藏族社會的新發展等。此外,還對雲南多個少數民族(以白族、彝族、傣族為中心)歷史上受儒家博愛思想影響的情況進行了分析。
(二)重要觀點
上述六部分內容,第一次系統揭示和闡發了儒家博愛觀,其中提出的重要觀點如下。
第一,提出和闡明了“博愛”觀念的起源。強調“博愛”是中華文化自身源遠流長的基本價值。“愛有差等”只是“仁愛”的內容之一,與博愛屬於互補而共存的關系。
第二,澄清近代以來在“親親為大”等問題上對於仁愛的不恰當理解,同時肯定“親親”作為儒家博愛源頭的意義。闡明從“裡面”仁性(理)出發看問題,是中國哲學不依賴外在上帝解決愛之根源的一個重要的基點。
第三,提出和闡釋了愛的先人后己、自愛、愛的互惠性、愛心生成的
心理依據等觀點,注重從親社會行為方面進行分析。孟子強調惻隱之心的先天性與《孝經》注重愛親觀念的后天培育互不可缺。
第四,從形而上的層面全面闡明了博愛思想體系的構建及其歷史發展,通過對從傳統儒學到宋明新儒學以至近代思想家對儒家仁愛—博愛觀的繼承發展等的揭示,及其對墨子兼愛觀的詮釋分析,系統闡明和總結了儒家關於兼愛、一本義、廓然大公、一體之仁、天下一家、同善等發明博愛的觀念體系。
第五,提出和闡明“為仁”不僅“由己”,更在“親民”和愛人。仁政是執政者仁民和愛物的體現,它表現在愛民惠民、給民以利,關愛貧苦孤弱等弱勢群體等一系列行為上,其間,貫穿的是慈善和互助的精神。
第六,對基督教博愛的傳入、性質和特點等進行了新的概括分析,提出儒家仁愛中的博愛意涵借助與基督教的對話碰撞而被進一步激發,闡明以博愛為內核的儒家仁學與基督教博愛思想同在普遍之愛,異卻在愛的發端和最終目的,雖然都講“四海之內皆兄弟”,但浸潤於天地萬物一體與獲得上帝的恩典和救贖明顯區別。
第七,提出和闡明儒家的博愛不僅是一種觀念體系,它在秦漢以后已被融入於國家的禮法制度,使“天下為公”的觀念進入不同朝代的政治生活之中,實際限制、調節著禮制社會的私欲和秩序,在根本上維系了中國民族的和諧共生。
第八,提出關愛民眾民生除了官府的制度性措施之外,在皇權不能及的基層社會,施行博愛與慈善的主要承擔者是士紳或鄉紳,闡明了他們憑借自身之力展開的慈善救助和自覺承擔和履行的教化職責。
第九,提出和闡明儒家仁愛—博愛作為主流文化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傳播和影響。隨著儒家文化的傳播,各少數民族在思想觀念、生活習慣、行為方式和社會風俗等領域程度不同地受到影響,儒家博愛觀念對他們產生了潛移默化的作用,具有潤物無聲的功效,亦因此積澱為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和國家認同。
(三)對策建議
該成果認為應在大力傳播弘揚中華文明自身的博愛觀上下功夫,明確博愛是中華文明幾千年一以貫之的優良傳統。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強調天下為公,都體現了對傳統博愛思想的承接。所以,希望能加強對中華傳統博愛觀的宣傳和推廣。
三 成果的價值
該成果作為創新性成果和關於儒家博愛論的新學說:澄清了近代以來對儒家博愛觀念的誤解,全面系統地闡明了中華文化的博愛根源、儒家博愛觀的思想本質及其理論展開﹔側重研究了儒家仁學的心理依據、價值構建、內核發掘和外延的多項展開﹔集中揭示了“為仁”既“為己”又“愛人”的基本特點,強調“親民”、“天下為公”和“博施濟眾”等不隻停留於口頭,它們都在不同程度上成為社會實際的考量。而且,從哲學的概念分析推廣到對大一統國家下的禮法制度建設和基層社會管理、慈善救助事業、民族文化交流及與域外基督教博愛的比較等方面的深入研究,提出了不少新的系統性的理論觀點,在儒家博愛問題上可以說取得了突破性進展。
從而,該成果對當代中國的文化建設和文明塑造,對充滿愛心的善的健全人格引導,對從“天下一家”到“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民族向心力的培育和對統一國家下扶危濟困慈善事業的推進,都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了理論解答,為進一步堅定我們的理論和文化自信提供了的精神食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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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綜合以上觀點認為農業社會靠天吃飯基本上不穩定是多於穩定.為防止饑民大批叛亂而做成朝代更迭,宣揚一點博愛精神,實施一點大眾優惠,是促進社會穩定的必要措施.珠三角比起北方,是魚米之鄉,生活安定,有條件提供多些潤滑劑供轉變中的社會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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