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6日 星期六

特高压远距离输电对发展可再生能源不可或缺

陶光远,财新网“未来能源”专栏作家。1979年本科毕业于陕西机械学院(现西安理工大学)自动控制专业,1983年获清华大学系统工程专业硕士学位。后在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工作,并在国家经委(现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兼职。1988年赴德国,在柏林工大进修学习,曾任在纽伦堡的德中经贸合作中心副总经理。2009年获“欧洲能源管理师”证书,并受“欧洲能源管理师”全球培训联盟委托担任中国培训项目负责人。2011年10月起,在德国能源署(dena)与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合作成立的中德可再生能源合作中心担任执行主任职务。

特高压远距离输电对发展可再生能源不可或缺


(财新专栏作家 陶光远)中国目前电力的主要初级能源是煤炭。由于中国的煤炭资源主要集中在中国的西部而远离负荷中心,因此,是以在煤矿的坑口发电用高压输电网输电为主,还是以铁路运煤到负荷中心发电为主,一直在争议。
  一条运行重载单元列车的铁路,每年可以运输超过4亿吨的煤炭,全部用于发电每年可发约1万亿千瓦时的电力,相当于约2亿千瓦输电线路的输电能力,运输距离远时经济性很好;但特高压扩大了输电距离,且输送的能力和方向性灵活,在地形复杂时,造价比铁路占优。因此,可以说远距离输电时是各有其用武之地:在一个方向上能源输送量特别大、地理条件比较好时,用铁路运煤到负荷中心发电合理;而在能源输送方向分散,在每个方向上的输送量不是特别大、地理条件较差时,在煤炭资源地发电用特高压输送划算。
  今天燃煤发电的现代烟气处理技术水平,对治霾来说,已经足够高了。以烟气中的颗粒物含量为例,上海外高三发电厂已经达到了平均11毫克/立方米的水平,相比之下,中国绝大多数燃煤发电厂的烟气颗粒物含量现在为30毫克/立方米至100毫克/立方米。换句话说,只要中国东部绝大多数燃煤发电厂的烟气处理水平达到上海外高三发电厂的水平,燃煤发电厂与雾霾天的出现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而且现在燃煤发电的烟气经处理完全可以达到低于1毫克/立方米的水平,例如德国纽伦堡垃圾焚烧厂的烟气颗粒物处理最高水平为低于0.3毫克/立方米,比北京雾霾天时空气中所含的颗粒物还要少。现在这么高的烟气技术处理水平在经济上也是可以承受的,每千瓦时电力的生产成本最多增加几分钱,相比之下,使用市场价格的燃气发电的成本比燃煤发电要增加几十分钱。所以,给中国东部地区治霾,通过特高压输电将燃煤电厂搬到西部,并非唯一选择。
  但是,情况正在变化。由于气候保护导致二氧化碳减排的国际压力,燃煤发电必须退出发电主力的舞台,把位置让给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资源最丰富的两大形式是风力和太阳能,中国可供经济开发的风力和太阳能加起来,是现在中国电力需求量的几十倍,从能源资源上讲,应无任何顾虑。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光伏发电的成本,最近十几年,一直快速下降,预计到2020年左右,在中国的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光伏发电的成本会双双低于燃煤发电,在2030年之前还会低于核电。因此,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光伏发电的成本将很快就不是阻碍这两种电力发展的障碍。2050年中国的电力主要产自于风力和太阳能,已没有什么悬念。
  但是,在中国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要大发展,除了发电成本之外,还有三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风光电力的大规模远距离输送:
  如果在中国地图上从漠河到腾冲划一条斜线,可以看到:中国的风力和太阳能资源,就集中在这条斜线的左上方;而中国的用电负荷,则集中在这条斜线的右下方。人类现在还看不到,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有比高压输电更便捷和更经济(例如将电力转换成化学能或其它能量形式)的办法,在陆地上远距离传输电力。因此,如果在中国的北部,西北部和西部获取风力和太阳能发电,则需要将电力通过平均1000多公里、最长达4000多公里的距离输送到中国的中部、东部和东南部。
  以功率为1千瓦的太阳能光伏电池为例,在上海一年只能发电1000千瓦时左右,在青海格尔木一年就可发电1600千瓦时左右,比上海高约 60%;而通过2000公里左右的特高压输电线路将电力从格尔木输送到上海,损耗却只有5%左右,而远距离输电成本比太阳能发电成本低得多。因此,如果仅考虑发电和输电的成本因素,则在青海用太阳能发电输送到上海,比在上海用太阳能发电的经济性明显要好。
  第二个问题是,风力和太阳能发电因气象条件的随机波动范围很大:
  气象条件不但随季节变化,且每日不同,虽然可以提前一段时间预测到。可以想象,如果上海的电力很大一部分依赖于上海及其附近省份的太阳能,碰上哪年有特长的梅雨天,就会造成严重的电力能源危机了。
  而通过扩大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的联网范围,则这种气象条件造成的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量的波动,就会通过多个地方的相互补偿得到减弱。毕竟从新疆到上海,从黑龙江到云南,还没有出现过全国各地同时连续几天都不刮风和都是阴雨天的天气。这就是所谓的风光电发电量波动水平可通过异地气候的不相关性得到补偿的原理。
  要提供风光电发电量通过异地气候不相关性得到尽可能大的补偿,就需要尽可能地扩大远程输电网的覆盖范围。
  第三个是仅仅针对光伏的一个天文问题:
  对地球表面的单位面积来说,太阳在中午的光照强度远高于早晚,其发电功率曲线犹如一个玉米面窝窝头,日变化非常剧烈。但是,用电负荷与光伏的发电量不是完全匹配的。如果一地的光伏电成为当地的主力电源,中午光伏发电功率达到高峰时就用不完;而傍晚太阳下山后,特别是在18点至21点的家庭用电高峰,却几乎没有一丁点儿的光伏电力生产。


  
德国用电负荷功率(黑线)和光伏发电功率(彩色颜色表示不同月份)图

  但是,太阳的升起和落下的时间在全中国从东到西是不一样的,有4个小时的时差。因此,如果建设全国从东到西的特高压输电网,则因天文原因造成的光伏发电波动就会得到很大程度上的平滑,各地在中午高峰发电时间发出的电力,都可以向东或向西传输;而东部的太阳下山后就从西部调电,西部的太阳下山后东部进入后半夜用电低谷,于是西部从东部调取用不完的其他能源发的电(包括风电)。说通俗点儿,就是避免了各地依赖光伏发电的用户们撑的撑死,饿的饿死。譬如,当天黑以后牡丹江当地的光伏板已经停止发电,新疆塔里木沙漠的光伏板还正“锄禾日当午”呢,于是牡丹江的老少爷儿们和老少姐妹儿们坐在电视机前看新闻联播时,可以用到新疆塔里木的电力。
  另外,中国的水力资源集中在西部,其中西北地区的水能集中地——黄河上游的水电站,正好在光伏电和风电的东西向输电走廊上,而且距发电场的距离比距负荷中心的距离近得多,作为风电和光伏电的蓄能电站,经济上再合适不过了。而中国西南部的丰富水电参与风电和光伏电的蓄能调节,也需要南北方向的大规模联网。
  到2050年,中国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的功率总计可能高达20亿-30亿千瓦,甚至更高,大部分集中在中国的西部、西北部和北部。即便考虑到在当地的消费和蓄能,中国仅为输送这些风光电就需要10亿多千瓦的特高压输电能力。
  德国是全球在可再生能源电力领域走在最前面的国家,德国的经验和教训值得作为后来者的中国借鉴。德国的风光发电量已经超过了总发电量的15%,每年还在以几百万千瓦的速率增长,预计到2050年将成为德国的主力电源。
  德国目前正在启动能源转型的2.0版,其中关键的任务就是解决大规模风光电并网带来的输电网和配电网能力不足及电力供应不稳定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专项,就是为扩大德国北部风力发电的规模并将电力输往南部,加速规划建设纵观南北的长达800公里的特高压输电线路,特高压输电线路考虑采用的技术包括了800千伏交流输电技术和±500千伏以上的直流输电技术。尽管德国是一个南北只有800多公里长,东西只有600多公里宽的国家。德国上上下下都在抱怨特高压线路的规划建设落后于风光电的发展,担心由于特高压输电线路投入运行时间的滞后将造成巨大的风电弃风损失,或产生为避免弃风而采取昂贵的替代技术措施(例如储能)造成的经济损失。
  作为长远的规划,德国还在考虑将北部的风电场与挪威峡湾的水电/抽水蓄能电站之间用特高压输电线路连接,为德国不稳定的风电蓄能调节。
  其实中国的特高压远距离输电现在已经滞后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德国的风力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10%左右,弃风电量比例还不到0.3%。而中国的风力发电量现在才仅占总发电量的不到2%,弃风电量比例就已达15%左右,是德国的50倍左右。中国发生大量弃风的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远距离输电能力不足,使北部和西北部的风力发电量输送不出去。每年100多亿千瓦时的电力打了水漂。
  现在中国每年都要新增数千万千瓦的风力和太阳能发电能力,是德国新增风光电能力的数倍,平均输电距离也是德国的数倍。到2020年以后,这个速度还会加快。鉴于德国的经验和教训,即便不考虑通过特高压大规模输送坑口燃煤电力这个因素,为了输送风光电力,中国也必须迅速大规模地开始建设远距离特高压输电网。

  现在中国的风光电(主要是风电)的放弃发电损失每天都高达几千万元人民币,在特高压输电线路建设这个问题上,如果继续拖延下去,这个损失还会继续扩大。

马云对中国的影响和改变超出想像

马云对中国的影响和改变超出想像

2017-12-15  公方彬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2994662287

随想录之八
作为中央网信办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成员,不久前到阿里巴巴总部宣讲十九大精神。在其展室,听取了管理层所作的情况介绍,近距离了解阿里巴巴的发展现状与远景规划,感慨良多。
交流中除对阿里巴巴的强劲发展表示赞美,更多阐述了对其科技突破与巨大发展空间之外的看法,其中重点是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与改变。
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已经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有人开玩笑说,“支付宝让中国的小偷失业”。这也是一种改变,尽管属于浅层的。
有人惊叹马云的阿里巴巴吞金能力惊人,一个“双十一”就让国人付出1800亿。更让人瞠目的是马云豪言:到2036年,阿里巴巴将成为世界经济“第五极”。这就意味着,世界经济版图将是美国、中国、日本、德国、阿里巴巴。一家公司富敌百国,无法不让人惊叹。
其 实,对中国的更大更深刻或许在经济之外。稍加分析不难发现,马云及其阿里巴巴已经在意识形态、政治结构与政府体制机制方面产生直接间接影响。随着时间的推 移,影响还会进一步放大。甚至因为中国参与世界规则制订,而将其影响推向世界,或者说,因为阿里巴巴的全球化而直接影响世界。
第一,马云的技术创造在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资本论》,揭示了资本和劳动力的关系。比如,垄断利润导致剥削,因此而来的是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
今 天,中国最优秀的青年竞相入职阿里巴巴,其竞争度有多高?百里挑一!并且还是名牌大学中的硕士以上学历者。参与竞争者大概没有考虑是否受到剥削。有人会 说,颠覆马克思主义剥削原理的不是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已经带领我们跳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从此以后人们就不再以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的阶级关系和政治逻辑看问题。
即便不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只是从阿里巴巴构建的交易平台,就可以看出意识形态范畴内的现象。技术把垄断企业与小微企业拉到一个平台和空间,进行着较为平等的竞争,这必然瓦解了导致暴力革命的垄断利润。
进 一步讲,中国最边远的最弱小的山区农民,也可以借助阿里巴巴构建的平台,获得就有的劳动价值,有时还会获得较高的附加值,因此大大消减中间环节的“剥 削”。然而,这在中国历史上却是要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实现的,甚至暴力革命仍然无法逃脱“周期率”。马云几乎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该问题。这个过程中,政治权力 或政府甚至只是扮演辅助角色。
还要看到,马云正在把阿里巴巴模式推向世界,那么国际共运所做的一切,几乎都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完成。这无疑从深层次影响着我们秉承的意识形态。
第二,马云的国际影响力直接冲击着中国人的政治观和官本位的价值观。中国几千年形成了强烈的官本位体制和价值观,加上阶级革命后的政治制度设计,形成了政权独大,专一。然而,随着马云帝国的崛起,其正在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击波,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政治观和价值观。
马云是首位被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的中国人,他越来越多地接受世界很多国家领导人的邀请,有些国家的领导人甚至多次会见马云,他已经成为中国除最高领导人之外的,最受外国领导人青睐的中国人。
据说,马云在国内行走,必定是省级一把手出面接待。这个现象同样不可轻视。中国商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历来不高,当年英国人看到富可敌国的商人向职位并不高的官员下跪,一个拥有几百亩地的地主也敢在其面前趾高气扬,很是不解。
及 至改革开放,随着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兴起,商人政治和社会地位大幅提升,但亿万身价的企业家也往往被掌握公权力的科处长玩弄于股掌之间,并非奇闻。这种 背景和社会基础上,马云的地位和影响力,就不能不说具有强大的社会冲击力。这种冲击力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深入到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层面,不断改变中国人的 政治观念和价值观念。
当 然,这里不能过度解读马云的影响和改造社会的能力,真正改变中国的还是政治权力和政治领袖的改变。比如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深刻改变了传统的抑或僵化的 中国人的观念。而今中央和最高领导人推行的新的治国理政思想,直接重构了权力的边界与官员对权力的敬畏,这更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
第三,马云以其科技力量影响着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政府建构。中国建构的是大政府小社会,这有坚实的政治基础,因此生成我们的制度优势,即保证政府强大的资源调控能力,特别是党的强大领导力。
除了政治的原因,也还与管理手段息息相关,因为大量的社会事务需要人来做,这就决定了我们保有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同时建构了较西方更多的政府管理机构和层级。
因为我们与西方拥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因此不能简单类比,认定优劣,但过于庞大的公务员队伍,的确生成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乃至执政成本,这是会消弱甚至瓦解制度优势的。特别是面对美国新一轮减税政策,我们面临的此方面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主 客观原因决定了马云的技术手段与阿里云受到政府的青睐。网络及其相关的手段当然不能算作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的功绩,但马云的阿里巴巴确实在量身定做。换句 话说,其技术能力可以直接作用到政府减员减机构减层级的改革中来,并且扮演重要角色。这也是其对中国社会的深度影响和改变。
如果深入到阿里巴巴,还能从其建构的企业文化和道德价值系统中读出很多。